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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市场-但高储蓄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优势-义县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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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四双

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消費是總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龐大的人口規模形成的巨大消費市場,從需求端刺激了經濟增長,是我國特有的優勢之一。1978年至2018年的40年裡,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1588.6億元上升到38.1萬億元,增長了240倍,年均增長率14.86%。最終消費支出增長了215倍,把總需求按照「三駕馬車」進行分解,最終消費支出平均每年拉動GDP增長5.36個百分點,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高達58.5%。儘管從長期來看,消費並不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但消費會影響有效需求的大小進而影響經濟潛在產能的實現程度,並對生產結構調整和生產規模擴大具有引導作用。從這種意義上講,中國40年高速增長,也得益於消費市場的穩步快速擴大。

首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制度優勢。國內外經濟發展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表明,從相對落後的階段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離不開堅強的領導核心和穩定的社會發展環境。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維護了政治社會發展的穩定,確立了適應中國國情、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制度,並把它對國內外發展大勢的科學判斷通過五年發展規劃、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等貫徹到對經濟建設的領導中,構成我國經濟發展最大的制度優勢。建國初期我國從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基礎上,在數年間迅速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奠定經濟基礎和制度基礎,也集中體現了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其次,改革開放40多年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取向毫不動搖,構成中國經濟發展的政策優勢。改革開放以後,我國果斷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一心一意搞建設、聚精會神謀發展,順應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抓住了難得的歷史機遇期。再次,中國的政策優勢還體現在國家對經濟的有力把控方面。國有經濟成分在我國經濟結構中佔主導作用,使得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傳導快、效率高,政策制定與傳導中的不確定性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自身一直沒有發生過大的危機,又能平穩渡過上世紀末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與國家對經濟的堅強領導和對經濟的強大調控能力是分不開的。最後,在黨勇於自我革命的鮮明品格影響下,社會主義制度不斷改革完善、與時俱進,也為經濟發展注入強大改革動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計劃經濟體制進行了以市場化為根本取向的全面改革,農業經營體制改革、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國有企業鬆綁、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住房改革等改革大潮輪番推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不斷增強,微觀市場主體活力不斷激活,成為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和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

(四)全面深化改革有待繼續深入推進

隨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我國的消費市場優勢也進一步凸顯。目前中國有全球最大的統一市場(14億人口),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4億人群),其巨大的消費能力為擴大生產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間。與此同時,廣大城鄉居民不斷提高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也有助於進一步釋放國內市場的潛力。2018年,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佔比回升至55.3%,連續7年超過50%且保持上升趨勢;最終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6.2%,連續5年成為拉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的首要動力。除了規模的巨大,我國消費市場優勢還在於消費需求的內容和質量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持續地動態地提升的。隨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眾對基礎產品消費、文化消費、服務消費,包括為提升人力資本而產生的教育、培訓市場消費以及精神層面的消費,都在持續升級,這會直接帶動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推動一些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的不斷形成,為經濟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

(五)宏觀調控政策儲備充足、空間較大

(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改革和完善為經濟發展提供政策優勢

從人口素質看,2017年世界銀行數據顯示,近四十年裡,隨着在教育、健康衛生、醫療等領域持續投入,我國適齡青年高中入學率從0.719%上升到51%,受過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高素質人才有1.7億,每年大學畢業生有800多萬,人均預期壽命從65歲延長至76歲,國民的身體健康和受教育水平均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積累了大量的人力資本和現代產業工人,也為延遲退休、提高勞動參与率創造了條件,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較好的人力基礎。

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82年,我國儲蓄率即高達33.8%。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和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儲蓄率一路升高,1994年達到41.86%的高位,之後的5年裡儲蓄率緩慢下降。2000年中國加入WTO、經濟再次提速之後,儲蓄率再次以更快的速度攀升,到2010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初期,達到51.79%的歷史高點。儲蓄是資本形成的資金基礎,是開展投資活動的前提,因而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

資本是經濟生產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投資又是總需求的「三駕馬車」之一,因而投資是促進短期和長期增長中最重要、最活躍的要素。首先,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一直採取了高投資政策,70年代末至新世紀初,我國的投資率大約在30%~40%之間,2002年以後更是進入40%~50%的區間。較高的投資率和投資增速,帶來我國資本存量快速上升,促進了我國基礎設施的完善、各行業技術設備的升級,推動了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之源。其次,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裡,我國每年的資本形成總額增長了280倍,年均增長率15.14%,作為總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40年來平均每年直接拉動GDP增長4個百分點,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38.04%。因此,高投資優勢是我國40年高速增長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撐。

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提高了我國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發展經濟的潛在能力,促進了國內企業技術進步、治理改善和競爭力提高。根據國民經濟核算數據可以計算,1978至2018年間,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平均每年拉動中國GDP增長0.41個百分點,對GDP增長的貢獻度為6.82%。學者研究表明,1985至1999年間我國東部發達地區和西部落後地區之間GDP增長率之間的差異,大約有90%是由外商投資引起的。有研究證實,國際技術外溢、擴散作用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外部推動力,同時,由人力資本、對外開放程度等決定的技術吸收能力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應大小起決定性作用。對外開放主要通過貨物和服務進出口影響經濟增長,但受到外商直接投資強度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強度較低時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隨着外商投資強度的加大,貿易對增長的影響減弱。

(三)投資短板較多,增長空間仍然較大

(二)高儲蓄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來源

中國人民銀行發佈的最新金融數據顯示,2019年7月末,我國廣義貨幣(M2)餘額191.94萬億元,同比增長8.1%,增速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均低0.4個百分點;7月份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01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少2103億元;當月人民幣貸款增加1.06萬億元,同比少增3975億元。整體來看,當前全國宏觀槓桿率基本穩定,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總量增幅與名義GDP增速基本匹配,市場利率整體下行,企業融資成本明顯降低,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金融風險整體可控。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主要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經濟都依靠非常規性貨幣政策支撐,而中國是其中唯一採用常態貨幣政策的國家,逆周期調節還有較大政策空間。

1980年經濟特區的設立拉開了我國對外開放的大幕。此後,沿海、沿江、沿邊、內陸地區相繼開放,形成了分步驟、多層次、逐步開放的格局,外向型經濟飛速發展,帶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一是擴大中國產品出口市場,直接拉動經濟增長。1978至2018年,我國貨物貿易出口從97.5億美元增長到24868億美元,增長了255倍,年均增速14.9%;1982至2017年,我國服務貿易出口從27億美元增長到2281億美元,35年裡增長了84.5倍,年均增速13.5%。貨物和服務貿易出口規模的快速增長,實現了中國產品生產規模和銷售市場的擴大,直接拉動經濟增長。二是增加生產資源和技術投入,促進生產規模擴大。1978至2018年,我國貨幣進口貿易增長196倍,年均增長14.1%;1982至2017年,服務貿易增長233倍,年均增速16.7%。貨物和服務進口中,原材料、能源、半成品和技術服務佔了相當大的比例,進口規模的快速提高,擴大了我國生產的資源投入來源,促進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三是利用外資穩步增長,促進投資規模擴大和市場主體增加。截至2018年年末,我國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商獨資經營企業等「三資企業」)96.1萬家,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2.1萬億美元。僅2018年一年,我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1383億美元,是1983年的151倍,年均增長15.4%。我國已連續兩年成為全球第二大外資流入國,連續27年成為外資流入最多的發展中經濟體。外商投資企業和利用外資數量的增加,既擴大了資本供給,又為我國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國內市場競爭水平的提高,帶動對外貿易的擴大。四是對外投資合作快速發展,市場主體更加多元。截至2018年年末,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1.9萬億美元,對外承包工程累計簽訂合同額2.3萬億美元,完成營業額1.6萬億美元,對外勞務合作累計派出各類勞務人員951萬人。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世界投資報告》顯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由2002年的全球第25位躍升至2018年的第3位,流量由第26位躍升至第2位,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口結構變化與改革開放釋放的制度紅利一起形成了中國高儲蓄、高投資的獨特優勢,造就了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中國奇迹」。如何詮釋這一奇迹?這一奇迹能否延續?這成為國內外專家學者們關注的問題。筆者認為,中國優勢仍然存在,中國奇迹仍可延續。變潛在優勢為現實優勢,是延續中國奇迹的明智選擇。

伴隨着我國上個世紀70年代末開啟的改革開放進程,新中國成立后鼓勵生育政策形成的50至60年代生育高峰時期的人口剛好步入勞動力市場,中國進入勞動年齡人口佔比上升和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有利時期。70年代中期開始施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中國人口撫養比快速下降。從1982年到2010年近30年裡,我國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從6.25億增長到9.99億,在總人口中佔比從61.5%上升到74.5%的歷史高點。與此同時,0~14歲幼兒佔比則從33.6%下降到16.6%,65歲以上老人佔比從4.9%上升到8.9%,勞動年齡人口總撫養比從0.626下降到0.342,下降了近一半。由此,形成了勞動人口佔比高、撫養佔比低的人口結構,形成了支持經濟增長的有利條件,開啟了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機會窗口。有學者研究表明,人口結構變化通過勞動供給、儲蓄和技術進步三條途徑促進經濟增長。1982至2000年間,我國總撫養比下降了20.1%,年均帶動經濟增長2.3%,而同期人均GDP平均增速在8.6%左右,相當於人口轉變對人均GDP增長貢獻了26.8%。

除了人口數量紅利外,我國還存在第二次人口紅利,可挖掘的空間更大。從城鄉結構看,2018年年底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43.37%,不但距發達國家普遍在70%以上的城鎮化率水平還有較大差距,比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也低16.21個百分點,尚有2.8億農民工因為戶籍制度影響了在城市的充分就業。從區域結構看,2017年我國東部10省(市)、中部6省、西部12省(區、市)和東北3省的全員勞動生產率分別為137513元/人、76299元/人、78284元/人、93800元/人,四個地區的相對比例為1∶0.55∶0.58∶0.67,即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全員勞動生產率分別比東部沿海省份低45%、42%和33%,勞動力從中西部地區繼續向東部沿海省份轉移,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空間較大。從就業結構看,據世界銀行可比口徑數據,2018年我國農業就業人口佔比26.77%,遠高於日本的3.41%、韓國的4.73%、美國的1.42%、OECD成員國的4.55%。隨着農業機械化的推廣和農業科技的進步,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進一步提高,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服務業轉移、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仍將繼續,整體勞動力配置效率也將隨着勞動力的流動而持續提高。

(四)對外開放帶來外向型經濟高速發展

(一)人口結構變化形成人口紅利和消費市場優勢

適宜的宏觀調控政策是強化對經濟的逆周期調節、促進潛在優勢充分轉化為現實優勢的重要手段。2019年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0.8萬億元,同比增長3.4%;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2.3萬億元,同比增長10.7%;預算支出超過收入1.57萬億元,占上半年GDP的3.48%。全國累計新增減稅降費1.17萬億元。2019年1~6月,全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2.84萬億元。其中,發行一般債券1.29萬億元,發行專項債券1.55萬億元。下半年財政政策在落實好減稅降費、專項債等政策,提高前期政策效果的同時,還有進一步「加力」空間,可考慮調增專項債限額、合理運用PPP、根據形勢需要適度突破赤字規模等,使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效。

(作者系人民銀行鄭州中心支行黨委書記、行長)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有諸多不完善的地方,影響了經濟高質量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實體經濟困難較多,供給體系與市場需求不匹配,低端、無效供給過剩,高端、有效供給不足。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尚未有效緩解,營商環境與市場主體期待還有較大差距。一些地方財政收支矛盾較大,金融等領域風險隱患依然不少。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食品藥品安全、收入分配等方面,群眾還有不少不滿意的地方。政府工作存在不足,一些改革發展舉措落實不到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仍然突出,督查檢查考核過多過頻、重留痕輕實績,加重基層負擔。少數幹部懶政怠政。世界經濟增速放緩,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加劇,國際環境中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加,外部輸入性風險上升。內外困難的解決,需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向改革要紅利,在一個又一個困難的解決中實現發展。

我國投資還有較大的增長空間。從資本總量看,當前我國人均資本存量仍然較低。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對1947年至2013年美國近百年樣本的研究顯示,人均資本存量和勞動生產率存在顯著正相關關係,投資決定了美國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但據測算,2016年我國按不變價計算的總資本存量為54.82萬億元(人民幣),合人均3.97萬元。這一數字僅為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20%~30%,與發達國家差距仍然較大。從投資結構看,多年的快速發展中,我國在城鄉基礎設施、科技研發、教育、醫療、養老等打基礎、利長遠領域的投資短板突出,影響了經濟發展質量和可持續性,投資增長的空間較大。從投資資金來源看,當前我國儲蓄率仍處於較高水平,能夠支持與之相適應的高投資水平。且我國多年來儲蓄率一直高於投資率,以外匯儲備等形式積累了較多的儲蓄剩餘,也構成巨量的投資資金來源。從投資率水平看,我國經濟增速仍然較高、投資率低於儲蓄率、外債佔比較低以及我國工業化、城市化水平仍然較低等事實均表明,一直以來我國的投資率是低了而不是高了,當前較低的投資增速和投資率,更需要儘快扭轉。從宏觀經濟平衡看,投資等於儲蓄是宏觀經濟平衡的根本要求。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我國投資率長期低於儲蓄率的狀況,是經常賬戶順差、外匯儲備快速積累的根本原因,不但造成儲蓄資源的浪費,在強制結售匯制度影響下,還造成貨幣超發、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壓力加大、資產價格泡沫化等經濟問題。對比平衡宏觀經濟的幾種方式,唯有把投資率提高到與儲蓄率相匹配的水平,才是促進短期和長期經濟增長、平衡人口紅利和人口負債最好的方式。

勞動力配置結構優化是與人口相關的另一經濟增長源泉。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正處在城市化、工業化發展過程中,一直伴隨着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從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的轉移。勞動力由生產率較低的農村農業部門向生產率較高的城市非農部門轉移,加快了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也提高了就業人口整體生產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帶來了經濟增長。從1978年到2018年,我國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從18%上升到59.58%,第一產業就業人口佔比從70.5%下降到26.1%。

(三)高投資直接推動經濟高速增長

中國優勢還存在較大潛力(一)人口紅利還存在機會窗2018年年底,我國15~64歲人口總量9.9357億,佔全部人口的71.2%,撫養比為0.4,仍屬於數量大、結構優。據聯合國預測,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維持現有變化趨勢,到2035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為9.28億人,基本與2005年持平;2050年有8.14億人可以供給勞動力市場,基本與1995年持平,因此在未來的20~30年裡中國仍有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對於人口紅利指標,文獻中經常採用的標準是勞動年齡人口撫養比低於0.5。按照此標準和我國人口預測數據,我國人口紅利窗口從1995年開啟,到2035年左右才會結束,中國收穫人口紅利的窗口期還有15年左右。

中國的高儲蓄優勢的形成,有以下幾個來源:收入水平的高速增長;人口結構的變化;企業盈利的改善。另外,勤儉節約的傳統文化影響、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收入差距的擴大等因素,進一步強化了我國高儲蓄優勢。至於政府部門情況,政府部門支配收入佔比自1992年的20.0%起,下降到2000年的14.5%,之後又穩步上升至2007年的19.0%,全球金融危機后略有下降。同收入佔比類似,近20多年裡政府部門儲蓄率也是先下降後上升,政府部門儲蓄對高儲蓄優勢的形成發揮了一定作用。

(二)高儲蓄優勢仍然存在儘管相對歷史高點,我國儲蓄率出現了一定的下降,但高儲蓄仍然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優勢。首先,根據世界銀行可比數據,2017年年底,中國儲蓄率為46.4%,而世界平均儲蓄率為25.2%,中低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高收入國家平均儲蓄率分別是27.3%、30.8%、23.1%。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高儲蓄優勢仍然明顯。其次,2018年我國儲蓄率仍超過投資率(資本形成率)約0.5個百分點。事實上,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儲蓄率一直高於投資率,這一差距在2007年曾達到8.66個百分點。儘管近年來投資率與儲蓄率差距有所減小,但差距仍然存在,我國的儲蓄水平能夠滿足國家投資的需要。再次,我國儲蓄率不存在持續下降的基礎。一是我國經濟增長韌性好、迴旋餘地大,經濟中高速增長也保證了收入水平將持續增長,決定了儲蓄率不存在持續下降的基礎。目前,我國經濟增速已經觸底企穩,中期內有望保持在合理區間,因而收入增速下滑對儲蓄的負面影響將逐漸消退。二是當前我國的收入分配結構中,居民收入佔比相比20年前已經明顯下降,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收入佔比合計超過三分之一。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儲蓄受經濟短期波動影響大,一旦宏觀經濟形勢穩定、好轉,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儲蓄下降的趨勢將得以扭轉。三是我國人口結構也可支撐儲蓄率在中期內的穩定。無論從勞動力數量還是從人口年齡結構看,我國都尚有約15年的人口紅利期。為應對之後老齡化社會的來臨,民眾還會在現階段為養老增加儲蓄,這都是我國儲蓄率能繼續保持在較高水平的堅定支撐。

支撐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五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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